星期一, 六月 04, 2007

要钱还是还钱?

故事一:
韦政通在回忆他在牟宗三家里学习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那时他们六、七个师兄弟,放暑假,就睡到牟宗三家的地板上,以便就教。平日里,他们六、七人经常讨论问题,声音很大,争到面红耳赤,甚至拳脚相加。牟先生都习以为常,实在忍受不了,就自己出去散布。牟先生结婚后,新婚夫人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一次,韦政通经过书房时,偶然听到,牟先生对他爱人讲:你可以对我不敬,但你绝不可以对我的学生不敬。

故事二:
蒙田在《论友爱》中提到:哲学家迪欧根尼斯缺钱花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向他的朋友要一些,而是还给他一些。(一个灵魂寄居在两个躯体之中理念的体现)

言传身教这个词是再恰当不过的。从上面两个例子,一个生活中的小细节,就很生动地反应了中西哲学的差异:牟宗三还是比较传统的新儒家,他不会这样说:你不可以对我不敬,更不可以对我的学生不敬。这样说,就是假定了是一个灵魂,同一个理念的寄寓者。牟先生的反应正说明他的关注点在传承和践履,因为学生是道之希望,尊师重道或者爱幼重道,师、幼是前面的,实践是第一位的。而迪欧根尼斯第一关注的就是一个超越个体的友爱的理念,处处以之作为标准,这种“我爱老师,更爱真理”这种递进和真理第一的侧重点和新儒家是不一样的。问题是:道和实践哪一个是优先的?实践如果是指向道的,那就是道本身,只是名词上的不一样。如果实践不是落在道的层面,而是落到更低的层面,那就是次一层了。所以新儒家的实践是一个从底层向最高的道前进的整体,既是世间的实践又是道上的实践,他的智慧来源于经验多;希腊哲学则是一个从先验的道向下设计政治制度的,道从批判世俗中证明它的自足和完满,他的智慧来源于现验的自然完满和对世界的矛盾体验的张力中。或者说新儒家是后期苏格拉底--政治哲学部分,而没有前期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部分。新儒家如果没有对道的洞见,由经验如何可能洞见到道呢?老庄思想和佛教思想的乃至西方哲学的援入就变的必不可少了。

孔子就是从假定道的失落开始的,天下无道,而圣人出;古希腊哲学则认为道恒在。现在的问题是和后者比较相近的道家为什么没有发展出一套严格意义的理性系统?!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完全可以和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媲美的,中国的悠久历史也是这个系统的生发和流演。我们可以说孔子在某种意义上是古希腊的,但老子不是,它的否定的、消极的哲学表达方式,最终导致的是狂诞、迷信、类比、附会的思维,这个为宗教和文学的想像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也是这两者没有发展出象西方这样辉煌的艺术和宗教思想来,因为没有事实的根基的想像都是无力和行之不远的。或者中国古代缺少一段和平的时间,使人类文明的初期有足够的时间来成熟,也许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太早熟了,动乱中,孔子的出发点不能不带有忧患意识,缺乏古希腊那种完美自足的天真和自然。这样的天然机遇可遇而不可求,好在孔子之道就是一条很好的以勤补拙的道路。地点正变的越来越不重要了,那些不断学习的民族,一个接一个地在地球的各个地方,将文明推向了新的高峰。所以也不必说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世界的。一个承认自己的不足和认识到真理的民族,同时以最大努力追求这真理的民族,一定是这个世界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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